各位游客，大家好！

走进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西安孔庙的旧址，这里保存着太和元气坊、泮池、棂星门、戟门等孔庙建筑。

孔庙，是封建社会专门祭祀孔子的地方。最早的孔庙建于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各地方孔庙的形制格局基本相同，但最早、最大的孔庙应属山东曲阜的孔庙。

请大家看这个牌坊，它叫 “太和元气坊”。“太和元气坊”修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是当时的皇族朱惟柪捐资400多两黄金所修建的。

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进入孔庙应先经过“太和元气坊”，但因为“太和元气坊”的南面是城墙，不便人们出入，所以清代时便给西安孔庙加了围墙，西东两面开了供人们出入的“礼门”和“义路”，“太和元气坊”南面的墙被称作“塞门”，也叫“影壁”，墙外侧刻有由清末著名书画家刘晖书写的“孔庙”二字。

大家猜猜这个半圆型的池子叫什么？它叫“泮池”。“泮池”最早建于元代，后几经修葺。在古代礼制中，天子之学叫辟雍，诸侯之学叫泮宫，泮宫东南和西南方向有水池，形如半壁，故称泮池。

这个门叫棂星门，门的上端有麒麟。在元代时为两扇门，到了清代改为三个门。每个门的门额刻有文字，中门额书“文庙”即孔庙，东门额刻“德配天地”西门刻“道冠古今”。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是神话中主管取土的神。在古代，天子祭天先祭棂星，给门起名棂星，比喻祭孔子如祭天。在过去进出这三个门有着严格的规定，每到祭孔大典时，中门只能进出主祭人员或最高官员，一般官员走西门，东门是工作人员出入的。

进入棂星门，道路的两旁各立有两个八棱形的石柱，它叫“华表”，是明清时的。华表分柱头、柱身、柱基三个部分。柱头上设有承露盘，上边蹲着的动物叫獬牴（音xiezhai,兽名,性忠直），起着仪卫和端详的作用。古时华表的种类很多，也有等级之分，北京天安门和山东曲阜的华表是最高等级的。它们的顶上雕刻有盘龙和云板。现在我给大家说说华表的起源，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华表。传说古代帝王为能听到百姓的意见，曾在宫外悬挂“谏鼓”，大道上设立“谤木”，允许臣民书写自己的意见，早期的华表是木制的，后来演变发展成为石质的。

这个门叫戟门。戟门又称仪门、至圣门，是进入孔庙的第三道门。这座门建于明代，屋顶为十字歇山顶，面开三间，中间为大门，两边对称各有一配室，供祭祀大典的文武官员整理衣冠、熟悉仪规之用。在过去，门的两侧陈列兵器，武官须将兵器放下才能进入孔庙祭拜孔子。

当年祭孔的中心大殿叫做大成殿，它位于现在的碑林广场，令人遗憾的是这座雄伟的建筑于1959年毁于雷火，现在已无法看到它的原貌，只有殿内的部分文物仍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戟门与大成殿中间的道路两侧，有两排对称的古建筑群，叫东西两庑，在孔庙中是用来供奉孔子的72个弟子的塑像的，现在是我馆的临时展厅。

好了，关于孔庙的内容我就讲到这里。现在请大家随我看两件国宝级文物，它们分别是唐景云钟和大夏石马，现立于戟门内的左右两侧。

唐景云钟因铸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而得名。在唐代，这口钟被悬挂在唐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后几经迁徙，明代改修城垣时，观内的钟楼又被作为城区标志而迁建于现址，景云钟也一起迁入。

唐景云钟是1953年移入西安碑林的，以青铜铸造，重约6吨。钟身为三格，最顶端蹲有蒲牢，钟身分别雕刻有精美的蔓草、祥云、凤凰、狮、牛、鹤等纹饰及32枚钟乳，既装饰了钟表，又起到调节音韵的作用。钟身正面铸有唐睿宗李旦自撰自书的骈体铭文292字，是李旦书法仅遗于世的绝少手笔。景云钟以它自身独特的形制，精美的雕刻，古秀的书体，幽邃的声音，高超的冶炼技术，跻身于世界名钟之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年钟声便源于此，2000年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唐景云钟又登上方寸之地的邮票，再次成就了它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命。

这是一件唯一有大夏记年的文物，称为“大夏石马”。大夏即为大夏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国家，拥有陕西北部和内蒙部分地区。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定都陕北的统万城，又于417年，攻占长安，命其长子赫连璝为大将军，镇守长安。这匹马便立于长安县查家寨赫连璝的墓旁，在马的腿部下方刻写着“大夏真兴六年……大将军”等字样，这便是大夏国铁骑神骏征战南北的纪念与见证。

在碑林中轴线非常醒目的位置，矗立着7座清代建筑的碑亭，每个碑亭里都有一座巨大的碑石，它们均为满汉两种文字合刻，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亲自为平定朔漠、大、小金川、青海、回部、准噶尔等西北地区的叛乱所书写的纪功碑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碑石目前没有对外开放。

大家现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即将进入一个碑的海洋、书的海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这些文化瑰宝，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碑林的发展史。

西安碑林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主体陈列，因碑石如林而得名。西安碑林现有7座展室，7条碑廊和8座碑亭，共展示了一千余种碑石墓志。这里的每一座碑石，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时代上源启两汉，止于民国，在内容上包举历史、宗教、文化、地区等各个方面，而在书法艺术上更是真、草、隶、篆众体兼备，汉、魏、唐、宋，名家辈出。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使得西安碑林名副其实地成为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为石刻类第一号。如今的西安碑林更以其国家特殊旅游参观点和海内外游客向往之地的光荣和声誉，跻身于中国四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

请大家看！这通碑叫《石台孝经碑》，国宝级文物。它以在碑林众多碑石中体积最大、形制最独特并且最早移入西安碑林而构筑在碑林中轴线的聚焦点上，成为这碑石之林中的迎客第一碑。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因为由皇帝李隆基书写孝经并注释，整个巨石又立于三层石台之上而得名。石台孝经碑四面刻字，碑头上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三层石台四周刻饰有瑞兽、蔓草等图案。题额是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李亨用篆书写成的“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文内容是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治国之本和约束民众准则的《孝经》。孝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利、德之本，这在碑侧所刻唐玄宗的一段行书批注中也有着明白昭示：“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石台孝经》之所以名播寰宇的原因，就是它的书法。碑文中的经文与注文都是“开元圣主”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用笔。

《石台孝经》从刻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刻成后最早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公元874年，黄巢起义爆发，长安城遭到战火冲击，《开成石经》一同遭到劫难。公元 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唐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国子监也在劫难逃，这时，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开始缩建长安城，国子监被划在城外，韩建便将《石台孝经》迁到城内的“唐尚书省之西隅”。北宋元祐二年，陕西运转副使吕大忠又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一批重要碑石移至西安碑林现址，使之成为西安碑林的第一批文物，奠定了西安碑林的发展基础。

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一展室的《开成石经》，它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和石台孝经一起移入碑林现址的第一批文物。《开成石经》因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而得名，是国宝级文物。《开成石经》共刻在114座碑石上。每石二米多高，均两面刻字，总计228面，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孝经》、《论语》、《尔雅》等12部儒家经典，共计160卷，65万多字，被誉为最重、最大的一部图书，具有“石质图书馆”之称。  

每当人们看到这些刻满经书的碑石，在感慨之余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古人为什么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这么多的文字刻于石头之上呢？我们知道，上面所说的12部经书都是古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在印刷术不很发达的唐代，阅读经书主要靠传抄，这样难免产生失误，为了有一个标准的版本，便有了开成二年的刊刻石经。

当然，将儒家经典镌刻在石头之上以利学习与流传并非起始于《开成石经》，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刊刻儒家经典的举措共有7次，即东汉的《熹平石经》、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及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熹平石经》、南宋的《绍兴石经》和清代的《乾隆石经》。由于自然和战争的损坏，这7座刻经除了清代《乾隆石经》因刊刻较晚还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外，唯有唐代的《开成石经》依然齐备地林立在西安碑林。

作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财富，《开成石经》能够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凝聚了历代仁人志士的精诚奉献和不懈努力。仅明代嘉靖年间的大地震，就有40多块碑石倒塌、断裂，其余未断的也是伤痕累累，为了保护这一 珍贵的文化财富，当时的西安学府专门组织人力，将震倒的碑石扶立而起，断裂的碑石补缀上去，残缺的文字则补刻小石，另立碑旁，就这样，一块碑一块碑地修整，一个字一个字地补刻，终于使《开成石经》这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历经千年沧桑而成为西安碑林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最为厚重的菁华。

在阅读了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一部巨著之后，我们将步入碑林第二展室，这里集中展出了唐代的一批重要碑石。

我们知道，唐代是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时期，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也达到鼎盛，拥现出一批著名的书法大家和书法作品，在这里，您可以尽览唐人的书法，感受时代的气息 。

这通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情况的一座碑石，是国宝级文物。

“大秦”是我国古代对东罗马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流派，称“聂斯脱里派”。此碑记载了这一教派的僧人阿罗本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历尽艰辛由波斯进入中国传教的情况及景教的教旨、教义、教规，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对“景教”的欢迎态度以及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诏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并且自太宗至德宗的历代皇帝无不宠幸有加，使景教大盛的史实。此碑在公元781年刻立于大秦寺内，后来遭遇武宗禁止外教，致使寺毁碑塌。明代1622年重新出土，立在金胜寺，1907年移藏西安碑林。景教碑出土后，极受后人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徒的关注。光绪年间，一个名叫荷尔姆的丹麦人企图用三千两白银换去景教碑，遭到了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强烈反对与阻止，最终荷尔姆只得将一块复制的碑石运往纽约，据说今天在国门以外已有几块“景教碑”的复制品，而唯一的真品依然幸存于西安碑林，并得到国宝般的呵护，成为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珍贵的实物见证。

这座碑石叫《皇甫诞碑》，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的代表之作，国宝级文物。

欧阳询经历了陈、隋、唐三个朝代，书法尽得隋碑峻利，又不失北朝风貌，是唐代颇具影响的一位书法巨匠。欧阳询从小聪明、勤劳，读书能一目数行，父亲生前好友见他体弱瘦小就教他读书习字，他将所有精力用于学习，不仅书法闻名于世，而且知识渊博，为人谦虚。据说在他年近70岁时，有一次在外出途中，偶尔看见路边杂草丛中有一石碑，于是下马观看，发现是西晋著名书法家索靖书写的一块碑石，欧阳询非常喜欢，端详了许久，可是站的时间太久，感到腰酸腿痛，便转身策马上路，走不多几步，又返身回来，舍不得离去，最后干脆以毯铺地，坐卧碑前三天三夜，细心琢磨领会碑文的风采和神韵。

由于欧阳询高超的书法造诣，深得唐朝开国皇帝的赏识，李渊登基不久，便授他为给事中。太宗继任后，又任他为弘文馆学士、太子率更令。因此欧阳询的书法在当时便名扬海内外，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使者求书。现在的日本《朝日新闻》报头便是在欧阳询的隶书《宗圣观记》碑中集取“朝”、“日”、“闻”三字，并将“亲”与“斤”组成“新”字而成，可见欧阳询书法的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

这通碑叫《同州圣教序碑》，所书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所译佛经写的序和太子李治为其父的序作的记，书者是初唐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褚遂良的书法直接影响了宋、元、明、清楷书朝着娟秀方向发展的轨迹。褚遂良用楷书写的《圣教序碑》共有两通，一通是立在大雁塔下的《雁塔圣教序碑》，一通就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同州圣教序碑》。

《同州圣教序碑》是在唐高宗欲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后，褚遂良抗争犯上，极力反对，触怒高宗而被贬同州后所写的，据说褚遂良书写《雁塔圣教序》时当着皇帝、太子、大臣的面，所以过于拘谨，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风格。在被贬同州任刺史时所写的《同州圣教序碑》运笔流利飞动，章法疏朗，显得清竣飘逸。

这通碑石叫《道因法师碑》，为书法家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所书。欧阳通以“善学父书”而著称。这通碑石从整体看，在运笔和风格上酷似其父。在欧阳通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欧阳询不幸去世，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书，他废寝忘食地临摹，毫不倦怠，加之幼年时，又曾得到父亲的亲自教诲，所以他的书法很出色，父子同名于当时，称“大小欧阳”。

传说欧阳通对自己的作品十分珍惜，如果要求他写字，必须用象牙、犀牛角的笔管，狸毛和兔毛的笔头，松烟和麝香的黑墨，否则他是不肯轻易动笔的。因此他作品留传下来的很少，目前保存下来欧阳通的墨迹除存于河南博物院的《泉男生墓志》外，就是这座《道因法师碑》。

这通碑叫《唐梵汉合文陀罗尼经幢》。经幢始于唐代，是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作柱状，幢体多刻陀罗尼名或其它经文。佛教的“大藏经”上说念《陀罗尼经》可以解脱一切罪恶。“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上佛也告之天下，如果将该经写在幢上，触到幢身的影子或幢上尘土落在身上，都可以消灾免罪，于是佛教徒都热衷于立幢。这通“唐梵汉合文陀罗尼经幢”虽然已残损不全，仅存半截，但仍旧依稀可以辨认出幢身是作尼泊尔以及汉文各一行合刻而成，是中尼友好的见证。

这通碑的全名为《唐大兴善寺大辨正广智三藏国师之碑》，是为西域高僧、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的不空和尚所立的。不空和尚是佛教密宗的六代祖，在唐代拥有极高的地位，曾为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灌顶授法，位居三朝国师。碑文记述了不空和尚在长安大兴善寺传播佛教密宗的经历，是研究密宗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碑文的书写者徐浩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此碑是他79岁时所书，是他晚年的楷书杰作。在盛唐颜真卿一统天下的书坛上，能不流于时尚而独树一帜者，也只有徐浩了。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山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喻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

根据文献统计，颜真卿一生书写的碑石共有70多种，但保存到今天的仅有十多种，而西安碑林就收藏了7通颜真卿的碑石，这足以显示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的独特的地位，同时可以印证西安碑林丰富的馆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通碑石便是颜真卿流传于世的碑石之中最早的一通。

这通碑石的全称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碑文记述了唐代僧人楚金禅师兴建多宝塔的经过，国宝级文物。多宝塔碑是颜真卿44岁时书写的，从一个人的生理年龄来讲，44岁已经是人到中年，但在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历程中，这时正处于早期阶段，这个时候他的书法多得初唐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张旭等人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虽然多宝塔碑算不上颜真卿的成名作品，却是他现存作品中时代最早的一件，历来都是人们学习楷书的范本。 

《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72岁时为纪念他的父亲而立的家庙碑。碑文记述了颜氏家族的世系与功业。仅从文中的“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这句话，我们便可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从书法上看，如果《多宝塔感应碑》是颜体的早期代表，那么《颜氏家庙碑》则是颜体步入辉煌与成熟的杰作。

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同时也是一个重视传统教育的世家大族。他的五代祖就是以撰写中国古代家训第一书《颜氏家训》而著称于世的颜之推，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他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因此，颜真卿虽然三岁丧父，却依然能够从母亲和叔父那里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铸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首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淮西劝降。在叛军营中，他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刀丛剑棘，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死后就把我埋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名垂金石，功昭日月。

这通碑叫《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在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上具有双重意义的名碑，国宝级文物。它是由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撰文；文章歌颂的是最卓越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唐三藏法师玄奘。而碑文的书法又是集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至圣王羲之的笔迹……就是这样一座丰碑将中国历史上三位最辉煌、最耀目的伟人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成为中国金石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三绝碑”。

说起这通碑石，它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唐太宗为中国四大佛教翻译家玄奘所翻译的佛经亲自写好序文之后，玄奘的弟子怀仁和尚为师傅感到无比荣耀，他又知道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将王羲之的书迹“置诸内室，朝夕观览”，所以他决心将圣教序的内容用王羲之的行书集结而成。于是怀仁和尚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从所看到的王羲之的行书中细细拼凑，并注意使之有一气呵成之感，有些字实在无法找到，他便不惜重金求购，终于集成这通碑的碑文。

下面看到的这通碑石是晚唐楷书大家柳公权所书写的，叫《玄秘塔碑》，国宝级文物。因为颜体饱满，柳体嶙峋，而二人又各领风骚百年，因此后人将他两人推举为盛唐与晚唐楷书的代表，以后称他们的字体为“颜筋柳骨”。

柳公权经历了唐代的穆宗、敬宗、文宗三代皇帝，穆宗时被召为翰林院学士，书法名气褒扬于天下。相传穆宗曾问柳公权：“笔何尽善?”他回答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便是被传为佳话的“笔谏”。

走出碑林第二展室，当您还回味于唐代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之中，为那大唐盛世的英雄豪气所震撼时，在这个简洁，幽静的小院里，我们一同来感受一番北魏书法的神韵。

小院两边走廊及四周墙上陈放着许多方型的石头，这些方型石头叫墓志。碑林博物馆存有墓志一千多方，这里看到的仅是北魏时期的部分墓志。墓志在功用上与墓碑完全相同，如同立在地上的墓碑目的是“树碑立传”一样，墓志则是埋在墓里面的，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籍贯、系谱、履历官职、生平事迹和赞颂死者的文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后人不知死者是谁。墓志的产生和碑有很大关系，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墓志在我国汉代时已有雏型。到了魏晋时，因为天下厚葬风气很盛，所以皇帝下诏书严禁厚葬，严禁立碑，人们就把原立在墓外的碑演化成墓志埋在地下。最初，还是碑的样子，立在墓的中间，后来慢慢定型成这种方方正正的样子，平躺在墓里。到了隋唐，禁碑的命令解除了，重新可以立碑，这样墓志和碑的用途就各有分工，碑立在墓外，墓志埋在地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志是北魏时期的。这个时期不许立碑，所以要了解这一时期的书法，很大程度上要看墓志上的字。北魏的书法在书法史上称为“魏体”，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阶段，艺术上崇尚自然，法无定法，古朴拙雅，生动活泼。我们现在看到的北魏墓志大多数是在河南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明令规定，死后不得“归葬代北”，必须葬在洛阳。邙山位于洛阳城北，黄河南岸，景色优美，土质很好，古人认为这里是死后葬身的“风水宝地”，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所以北魏的皇室宗亲及贵族的墓地都集中在这里。20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了学习魏碑，热衷于古代碑刻的搜集，悉心收藏北魏墓志，其中有7对夫妇的合葬墓志，所以称收藏的墓志为“鸳鸯七志斋”藏石。1938年，于先生将这批墓志捐赠给西安碑林。当时只要求保留这些墓志的拓印权，收入维持于先生在家乡陕西三原县创办的民治小学的日常开支，现在我们看到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此时您站在这里，面对这一方方墓志，一定会为于先生这种热爱祖国文物，精心保护祖国文物的爱国之情深深感动。

走进碑林第三展室，您会发现碑的形状很多，有圆头的、方头的、尖头的，还有的象花瓶一样束着腰，碑上的文字更是真、草、隶、篆应有尽有，时代跨度从汉代到宋代一千多年，通过这些不同形状，不同书体，不同类型的碑石，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书法艺术及碑石形制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也正是第三展室所有碑石特有的丰富知识内涵和文化底蕴．

这通叫《宋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碑上刻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宇》中的部首偏旁，共540个宇，梦英用篆体书写，每个篆字下面用楷书作注音。碑中的篆字古朴典雅，凝重浑厚，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同时，这块碑也给我们提供了古代构字法的典型范例。如“男”字，运用了古代造字六法(又称六书，即象形、形声、会意、假借、转注，指示)之一的“会意”。在中国古代，一般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男子是农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所以“男”字就由“田”和“力”组成。在有的篆字底下出现了两个楷书注音的情况，这是古代一种反切的注音方法，用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宇的韵母相拼，如“秃”宇，就是由“土”、“禄”注音的。

这通碑石的撰写者梦英是北宋初年的一位和尚，以擅长篆书而闻名当世，西安碑林收藏的《篆书千字文》与《篆书目录偏旁字源》二碑就是他的传世代表作。梦英自认为从唐代李阳冰之后，只有他最能继承和阐释篆书的笔法，这虽然有自夸的成份，但其篆法落笔整劲，纵横得宜，对后世毕竟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曹全碑》是为东汉灵帝时的合阳县令曹全所立的，国宝级文物。曹全曾立过赫赫战功，而且任官期间清正廉洁，为百姓所拥戴。这通碑石就是百姓和官吏为曹全集资刻立的，碑阴刻有当时捐钱人的名单。《曹全碑》属汉隶中婉约妍秀一派的典范，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仓颉庙碑》是汉代人为纪念仓颉所立。仓颉是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在远古的时代，人们并没有文字，只能通过语言来交流。但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往往需要将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最初人们记事，只能采用结绳记事法，就是打一个结代表什么事，两个结又代表什么事。每一个结数都有自己特殊的含义。仓颉当时是黄帝的史官，需要记录很多事情，但记多了就会混乱。有一次天下大雪，仓颉出外散步，看见雪上留下的鸟兽的爪印，从而受到启发，根据自然界事物的面目创造了中国的文字。实际上仓颉造字仅仅是个传说，文字的产生是经历了几代人很多时间的努力才逐步完成的，仓颉可能只是汉字的整理者。

《唐公房碑》也是东汉时期的碑石，书法奇特，历代的金石书籍和地方志中多有著录。但因为刊立的时间较早，到唐末时已经很漫漶，今天就更严重了。碑文记载的是西汉王莽时期的一个传说故事：陕西城固县人唐公房，学道成仙，在服了师傅真人李八百给的丹药后，一天中午，带着妻子、六畜、房屋、飞升上天。于是后来就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成语。

看到这里，观众朋友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仓颉庙碑》和《唐公房碑》二座碑上都有一个圆孔，《唐公房碑》上还有三条弧形的浅槽呢?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碑的情况。

“碑”这个词，早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就已经有了记载。那时的碑上多凿有一个圆孔，叫做碑穿。那时所谓的“碑”，是立在宫庙里用来测看日影和拴系牲畜的竖石，也指立在墓穴边用来安装辘轳，引绳下棺的厚木板或木柱，和后来刊刻文字、纪功颂德的石碑虽然名字相同，但用途却不同。

从战国到秦代，是我国碑刻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文字刻石，并没有固定的称呼，也没有统一的形制，有立石、刻石、石刻等不同的叫法，而且所用的石材，多没有经过打磨，形状也很不规则。

    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碑刻进入到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原来那些立于宫庙之中的竖石这时已失去了测日影、拴牲畜的功用，而是被用来刻写纪功颂德的文字；立于墓穴旁的厚木板也演变成记写死者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等纪念文字的石质墓碑，从这时起，碑才成为今天意义上的“碑”。

最初定型的碑，形状像是一块方形的石板。上端叫“碑首”或“碑额”，碑首以下叫“碑身”。碑身正面叫“碑面”，也叫“碑阳”，背后叫“碑阴”。碑身两边称为“碑侧”。碑身下面一般还配有一个碑座，学名叫“碑趺”，也就是在一块方石上依据碑身底面的长、宽凿一个凹槽，然后将碑嵌进去，这样碑体就既稳固也不易陷入地面了。

大家可能又要问，《仓颉庙碑》和《唐公房碑》都是汉碑，为什么样子却不一样，一个是尖首，一个是圆顶呢?实际上，这就是碑首的不同。早期的碑首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也就是方形碑首、圭形碑首和圆形碑首。

方形碑首实际上就是一块长方形石板，无额也无穿，造型简单，如《曹全碑》。圭首碑，是上锐下方形的尖头碑，也就是象《仓颉庙碑》那样，因整体状似“玉圭”而得名。玉圭从原始社会开始，就被视为是与神灵相通的礼器。周代筑坛祭祖时，就有把圭埋在坛下奉献祖先的做法。到了汉代，又把圭列为五瑞之一，推为一种崇高的信物。所以汉代人就用圭作为这种纪功颂德的碑的一种造型。

所谓圆首碑，就象《唐公房碑》这样，碑头呈圆形，碑身为方形构造型，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念影响所致。实际上，圆首碑的出现是要早于尖首碑的。而且圆首碑上一般多在碑首凿出几条弧形的浅槽，叫碑晕，据说是用来羁勒穿中伸出的粗绳。后来随着碑石的演化发展，晕失去了它的实用功能，但仍被沿袭留在碑首，变成了一种装饰性的纹样。再后来，晕纹的两端雕出垂下的龙首，于是孤形的晕就不再是简单的线条，一变而成造型简洁的龙身。再往后发展，龙身就出现片片鳞甲，雕工也愈精湛细腻。这种尖首和圆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化发展，两种形式逐渐结合在一起。到隋唐，碑首定型为圆首蟠螭盘结中寓——圭状碑额的式样。所谓蟠螭，就是螭龙，是一种黄色而无角的龙，是用来专门装饰碑首的。在我国古代，龙被看作是一种抽象而又威力无比的神灵，龙具有驾驭云天的奇异本领。人们在碑首上雕龙，目的大概就是借助龙的威力，达到震慑的效果吧。

从此可见，碑的发展从汉代到明清，从较为实用的物品到具有“树碑立传，永垂不朽”的文化含义，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和文化特色。

这通叫《宋大观圣作碑》，碑上的字体很象我们今天的硬笔书法，它叫“瘦金体”，是由北宋末年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书写的。赵佶虽然不是瘦金体的开创者，但却是将这种纤细、犀利风格发展成特有书体的人，他本人也是以瘦金体而驰名书坛的。瘦金体的“金”字本来是“筋骨”的筋，后来改为“金银”的金，据说就是源自人们对宋徽宗“御书”的珍视。

然而在政治上，宋徽宗却昏庸无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之一。岳飞《满江红》中有这样一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指的就是公元1127年宋徽宗、钦宗被俘金国这件事。

提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家都听说过，它们涉及内容广泛，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是我国古代少儿启蒙教育的教材。

其中的《千字文》，与王羲之还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南北朝时的梁武帝，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命令大臣殷铁石在王羲之的书贴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宇，让儿子们临写。后来又认为太零碎散乱，就让侍从周兴嗣把这一千个字编成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内容为包罗万象的儿童的启蒙读物，雅俗共赏，流传广泛。据说周兴嗣一夜完成，因用脑过度，头发全白。

历代书法家多喜欢以此为内容而进行书法创作。传说隋代的智永和尚就曾写过800多本。在碑林第三展室看到的还有张旭的《断千字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和梦英的《篆书千字文》，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后代，继承家法，书艺超群。

这通碑石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书写的，叫《断千字文》。张旭以草书著称，书法神奇飘逸，是继汉代张芝以后的又一“草圣”，而且是狂草书体的鼻祖。是他将草书作了较大的革新，使字与字上下相连、首尾相接，字体洒脱奔放，令人眼花缭乱。张旭嗜酒如命，每喝必醉，而且往往酒后呼喊奔走、奋笔疾书，兴奋至极时甚至用头发蘸墨书写，状态几近颠狂，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张颠”!  他的草书在唐代曾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舞剑共誉为“三绝”。

怀素(725—785)是张旭之后以狂继颠的又一位草书巨匠。怀素从小家境贫困，便出家当了和尚，但他自幼喜欢书法，并刻苦练习，由于家境贫困，无钱买纸，便在院里种满了芭蕉树，用芭蕉叶代纸练字，练秃的毛笔埋成了土丘，他称之为“笔冢”。  与张旭相同的是，怀素虽为和尚，但喜欢喝酒，并乘着酒兴挥笔作书，因此便有了“狂素”之称。  李白曾写诗赞赏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可知怀素在当时已有震撼海内的大名。

欣赏“颠张狂素”的草书，如见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如见喜怒忧乐，瞬息万变，在一片汪洋恣肆中，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声之乐”的美妙和“无色之画”的灿烂。各位游客，“颠张狂素”的草书一定会带给您心灵的震颤，在此之余，我们再来看看您眼前的这两方碑石，它们都为长方型的石块，所以就有必要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碑”与“帖”的区别。碑一般是竖长摆放，有额有座。立碑的目的是传名于后世，所以碑文内容一般都是对碑主人或事件的歌颂，有一定的格式，字体以庄重严谨的篆书、楷书、隶书为主，比如《曹全碑》、《颜勤礼碑》等都属这一类。而帖是专门为学习书法者提供前代名人书法而刊刻的，以字体的优胜为选择的标准，内容庞杂，形式不一，长短不限。而且帖一般是横方形的石板，比碑稍小，无额、无座，也没有侧，大多在正反两面刻字。张旭的《断千字文》、怀素《草书千字文》都属于帖。

走进碑林第四展室，您会被淡淡的油墨之香所吸引，如果赶巧，还会亲眼目睹碑林拓工在碑石上制作拓片的整个过程。

碑林第四展室主要陈列着宋至清代一些著名碑石，而且内容丰富，雕刻精美。尤其是存放在这里的一些线刻画作品，更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线刻画是依附于碑石的一种民族美术形式，它与通常的以表现文字为主的碑石不同的是以刻绘图案为主，特别是宋元以后，逐渐独立刻碑，成为专门的一类，在内容上主要有人物、山水、花鸟、宫苑、建筑、宗教、民俗等，在技艺上是以刀代笔，刻绘结合，形象精美，雅俗共赏。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代作的《达摩面壁图》和《达摩东渡图》，这两幅图的作者均为清初的疯颠和尚李福。达摩是公元六世纪的印度高僧，南朝时入华传法，驻少林寺，面壁九年，开创新禅法，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对后世禅宗的发达及佛教徒的感召影响颇大。他的形象往往成为佛画的题材，尤以“面壁”与“东渡”最为生动。西安碑林所藏这两块碑石，在画法上流畅准确，衣饰简率豪放，神态细致入微，颇能传达人物的精神面貌，极受世俗特别是佛教徒的推崇。

这是一方奇妙有趣的碑石，叫《关帝诗竹图》。它将文字与绘画融为一体，因此又称“藏诗画”、“诗意画”，刻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韩宰临摹。碑石上刻绘着一杆风竹和一杆雨竹，而细观竹叶，却是由一首五言绝句组成：“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相传后人将这首诗与这种表现形式附会在关羽身上，以表明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耿耿心迹。此碑虽说是一幅文字游戏，但它立意新颖，构思巧妙，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因而很受世人喜爱。

这也是一方游戏性质的亦字亦画的刻石，它叫《魁星点斗图》，书者为清代的马德昭。此碑图案为一鬼双手分持笔砚，双足托斗踏鳌，鬼的躯体则由“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八字组成，表达对科举取士榜首题名、独占鳖头的祝愿。图案新奇生动，令人兴致勃勃，十分愉悦。唐宋时期皇宫正殿的台阶前有石板，雕有龙和鳌的图案，考中的进士要站在宫殿台阶下迎榜，而状元则站在鳖头那里，故称“独占鳌头”。

碑林第五展室以清代碑石居多，而且内容较为专业，为研究当时社会和地方史，特别是碑林与文庙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另外，也不乏一些在书法艺术上具有一定价值的著名碑石。

《峄山刻石》是秦始皇首次东巡时刻于峄山(在今山东邹县)的纪功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相传为李斯篆书。原石唐以前已不存在，西安碑林所藏是北宋淳化四年(993)重刻而立的。《峄山刻石》历来被视为研究秦代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字与书法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

参观完碑林四室的“魁星点斗”，想必您对马德昭并不陌生，马德昭是清代四川人，曾做过固原提督，善长书法，尤其喜欢作大字的连绵草书。这个一笔写出的虎字仍出自这位书法家之手。这个“虎”字形似卧虎，虎头、虎尾、虎口清晰可见，尤其是虎尾，作者有意抖动笔锋，用墨得当，使其生动传神。

与“虎”相同，马德昭一笔书写的“寿”字，仍是笔酣墨畅，雄强劲健，笔势飞动，神气十足。更为奇巧的是，书写“寿”字时，马德昭“九十九”与“廿一”两个数字组合而成，取花甲重周之意，因而很受世俗喜爱。

此碑叫《清官箴刻石》，又称“居官箴言”，刻于清道光四年(1824)，官箴全文如下：“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官箴的作者为明代的年富，当时年富为山东巡抚，居官廉能而有威严。这一段箴语最早于明代弘治十四年刊石，到清代始广为传播，并在山东、浙江等地均有摹刻。这篇官箴言简意赅，在今天仍然具有广泛的启示资鉴作用。

碑林第六展室陈列的除少数元明两代文人书写的诗文作品外，大部分为清代人的诗词歌赋，其中不乏大家之作。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董其昌的《秣陵旅舍送会稽章生诗》及林则徐及《游华山诗》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碑石。

《游天冠山诗碑》是赵孟頫游江西贵溪天冠山所作的即兴诗。赵孟頫（1254—1322）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宋朝的宗室，进入元代官做到翰林学士。赵孟頫是元代书画文学的全才，尤其是书道的领袖，六体俱佳，冠绝古今，名震天下。在书法史上影响巨大。《游天冠山诗》用行草写成，是赵孟頫行草碑版中的佳作。

在即将走出第六展室时我们会发现一座形制奇特的碑石，这通碑无头、无座，四棱柱型，四面均书写文字，而且句句为至理名言，因此称《格言碑》。请大家欣赏：

“立身以行俭为主，居家以勤俭为主，处人以谦下为主，涉世以忍让为主。”

“迟钝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虽迟钝亦是上智；明智人若心术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即明敏亦是下愚。”我们常说以古为鉴，这些格言也许对我们每个人都会以启示和教育。

碑林第七展室陈列的是被称为“法帖鼻祖”的《淳化阁帖》。

《淳化阁贴》是历史上一部著名的法帖。原本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讲学士王著，将宫中所藏历代帝王、名臣及书法名家墨迹，摹刻在枣木板上，存在宫里，拓印墨本颁赐给中书省、枢秘院的官员及有功大臣，所以在社会上流传很少。由于此帖刻于淳化年间，又是在宫里刻成，所以称为“淳化秘阁贴”。原帖刻成后毁于火。

“淳化阁贴”共10卷，前5卷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帝王名臣的法帖。后5卷主要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其中不乏颜、柳、欧、褚等名家作品。

《淳化阁帖》对我国古代书法名迹的摹录和广泛流传起了积极的作用。自北宋到明清以来，公私复刻本很多。明太祖朱元璋赐给其子朱瑛一本原拓。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瑛后裔宪王朱绅尧命人用此拓刻石存在兰州肃王府，人称“兰州本”或“肃府本”。碑林陈列的《淳化阁帖》是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省金石家费甲铸用“兰州本”复刻，共145石，两面刻字，10卷。《淳化阁贴》现存多种版本，唯陕西本刻石最齐全。

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石刻艺术展厅是本馆的又一基本陈列。此展厅始建于1963年，匾额上的“西安石刻艺术室”7个大字为陈毅元帅所题。1999年，为迎接建国50周年大庆，对此陈列进行了重新调整，现展出文物90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这些石刻宏阔精美，富丽生动，被誉为我国“第一座大型室内石刻艺术室”。

陵墓石刻是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产生的，陵墓石刻一般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类，地下石刻以墓室内的实用性兼装饰性石刻及石刻棺椁、墓志铭等为主，石刻艺术室展示的集中出土于陕北的东汉画像石和隋唐石棺椁便是典型的地下陵墓石刻中的代表。地上石刻主要是置于古代帝王贵族陵墓前的大型石刻品，分为仪卫性和纪念性两类。陕西的陵墓石刻则以汉唐时期最具特色，也最具份量，其中的精品又大都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艺术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米脂、绥德等东汉墓葬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刻画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浓厚的黄土高原地域特色。它们以表现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为主，是东汉时期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真实反映，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石刻艺术室内，陈列着一对似狮似虎的怪兽，它们造型独特，雕刻逼真，这就是我国较早的陵墓石刻东汉双兽。因它们立于墓前镇守陵墓，有着镇遏灾难，避除邪恶的用途，所以又称为“避邪”。那么，当时雕此造型的用意何在呢?我们知道，狮子为百兽之王，而老虎向来以凶猛而著称，将二者合为一体，应更添勇猛之威，这也许正是制作者的匠心所在。

这是一具从外形上看为一座房屋样式的石棺，棺盖由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盖下部分由6块石板镶为一体，中间开门，两侧开窗，四周刻有斗拱、门窗、瓦当，并线刻有青龙、朱雀、侍从等图案，俨然一座隋代歇山式建筑。这座设计独特，雕刻精致的石棺为研究隋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石棺的主人姓李，名静训，字小孩，年仅9岁，据出土墓志考证，李静训自幼被北周皇后杨丽华所养育，而杨丽华又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她死后的厚葬。石棺出土时，在棺内发现了金银器、玉器、珠宝、丝绸织品等大量珍贵随葬品，现存国家博物馆。

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因会同李渊在反隋征战中有功，死后陪葬唐高祖献陵。这套葬具是1972年在陕西三原县焦村李寿墓出土的，并于1996年被评为国宝级文物。

李寿墓出土的石椁是罩护在棺外的一层葬具。该石椁由28块青石组成。前面正中有两扇可以开合的石门，外部四周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卫士、文臣、武将、仙人等形象；石椁内部四周线刻乐伎、舞伎、侍女等画面，顶端则线刻星相图。这些雕刻图案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宫廷乐舞及贵族生活的盛况，是研究唐代服饰、舞蹈、音乐及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我们所见的大部分墓志均为方形，但李寿墓的墓志却很独特，它是由龟头、龟尾、龟身相连的完全写实的龟形墓志，龟的背甲为墓志盖，龟身为用楷书写成的李寿墓志铭。龟在中华民族的崇拜观念中，有着长寿和高贵的象征，把墓志雕刻成龟形，应是寄托了对死者在地下得以安息长眠的愿望。

这件作品原立于陕西三原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永康陵前，1959年移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将石狮立于墓前是由东汉时期狮虎合一的“避邪”和麒麟等形象演变而来的，同样起着镇守、护卫陵墓的作用。自唐代以后，我们见到的以狮子为原形的写实雕刻很多，而这件蹲狮则刻于初唐，早于后来的走狮形象，因而被誉为我国早期石狮雕刻的典型。

这件石犀原立于唐高祖李渊献陵前。这件作品体积硕大，造型独特，形象生动，实为唐代陵墓石刻艺术中的精品之作。整个石犀重达十吨，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这件作品在雕刻风格上承袭了汉魏石刻稳重、质朴的特点，但手法上则更加写实、精确，充分体现了初唐雕刻艺术的趋尚与风格。在这件石犀的右前足的底座上至今还保存着“高祖怀远之德”的字样，唐书中也有在初唐时期林邑国(今越南)向中国赠送活犀的记载，所以说这件石犀本身理应视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

昭陵六骏是安放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昭陵司马道上的6件著名石刻的总称，它们的原型是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曾经骑过并且壮烈战死的6匹战马。将6匹战马采用高浮雕的形式雕刻在整块岩石上并立于陵前以示纪念，是李世民亲自作出的决定，这充分显示出李世民对6匹战马的深厚感情，同时展示着大唐创业的艰难历程。

六骏浮雕刻于公元636年，由唐代大画家闫立本主持设计并挑选名匠雕刻而成，唐大宗李世民还亲自为每匹战马写了赞辞，并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在每件浮雕的右上角。

   昭陵六骏气势恢宏，形象传神，刀法洗练，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中的杰出代表。遗憾的是，作为国宝级文物，六骏浮雕中最精美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早在1914年已被盗运到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4件也都被割裂成数块，多有残缺，令人惋惜。游人至此，每每感叹，望六骏能够早日在故乡团圆。下面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六骏动人的故事。

特勤骠石刻，国宝级文物。相传此马“声如晴空霹雳”，在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时，将宋的长矛震掉。此马可连续疾驰千里，后暴死，以三品官礼葬于太原。    青骓石刻，国宝级文物。它是李世民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所骑的战马，由瓦岗寨义军领袖李密所献。此马可识方向，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

什伐赤石刻，国宝级文物。什伐赤是一匹纯红色的骏马，是西域汗血马的一种。此马“奔跑如燕，不闻蹄声”，为李世民生擒强敌王世充时所骑。

飒露紫石刻是复制品，原件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飒露紫是李世民在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最辉煌的战役中所乘的战马，也是昭陵六骏浮雕中唯一一件出现人物的作品。画面反映的是公元621年李世民攻打洛阳时，飒露紫胸前中箭，李世民手下大将丘行恭赶到，将自己的马让给李世民，并迅速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低头伫立，强忍疼痛，丘行恭神态悲伤，动作谨慎。在这里我们丝毫没有感到是在面对冰冷的石头，而是在目睹一场有血有肉的动人场面。

拳毛騧石刻也是复制品，原件也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拳毛騧是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所乘战马，战斗中拳毛騧身中9箭，喋血沙场。

白蹄乌石刻，国宝级文物。因毛色纯黑，四蹄雪白而得名。此马可跃大江，它是李世民与薛仁果作战时所乘战马。

我们知道，狮子是极其凶猛的野兽，人能牵狮，则证明这种狮子一定是经过驯化的。颈毛及肢爪等细部也都雕刻的坚实有力，特别是那只雄狮，昂首眺望，阔步前行，显示出十足的威武。从这件作品的身上可以看到盛唐时期朝气蓬勃、气势雄伟的时代精神。

佛教最早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印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并于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于是佛教艺术也便随之兴起．随着历史的发展，佛教在隋唐两代达到鼎盛时期，佛教艺术也走出魏晋时的古朴风格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地。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佛教石刻造像，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形式多样，多出土在关中地区，基本反映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这尊雕像就是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唐代菩萨像，虽然她的头部和双臂都已残缺，但从颈部那华丽的璎珞来看，应为佛教密宗的一尊观音菩萨像。

菩萨像用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质地细腻，透明柔润。再加上那突起的胸部和富有质感的腹部，以及那斜披在肩上的轻纱，都使人们联想到她应是一尊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形象，这种用女性特有的秀丽身躯来集中表现菩萨，正是唐代的一种大胆尝试。这个时候人们已将早期对宗教之神的神秘感转化为对人间生活的真实写照，使宗教造像尽量地人格化、生动化，这正是唐代宗教石刻的独特之处，而这尊断臂菩萨像又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这尊造像刻于北魏皇兴五年，故俗称“皇兴造像”。这件造像为两面浮雕，正面是交脚弥勒佛像。由于受印度犍陀罗雕刻艺术的影响，这件造像还保留着高鼻、大眼、宽额的特点，造像后面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舟形背光。造像的背面及底座刻画着佛传故事，如同一幅生动的连环画。

这尊雕像叫“唐保生造像”，它是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头已残缺，但身体完整，在雕刻技艺上更是精练、娴熟。那斜披的袈裟和腰间的系带，被雕刻得极富动感。更为传神的是他所坐的莲台，是用7匹神马驮举而起的，马的头部虽巳残缺，但身体部分的劲健有力却被刻画得生动有趣。

这件菩萨像叫“隋弥勒佛像”。它的造型是隋代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菩萨头戴宝冠，身饰璎珞，交脚坐于高台之上，似乎在聆听人们的诉说。菩萨虽置于高台，但却没有距离之感，目光正与人们仰视时平行，显得平和、自若。这也许正是雕塑者的匠心所在。造像用陕西蓝田所产黄花石雕刻而成，至今显得晶莹剔透。

这件塑像叫“老君像”，国宝级文物。它原立于临潼骊山老君殿，是唐华清宫朝元阁内的遗物。

老君即老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愚弄百姓，强化统治地位，亲信道教，加封老子为玄元皇帝，据说这尊老君像是安禄山为了取悦于唐玄宗，于开元天宝年间，令名工巧匠用汉白玉雕成而进贡朝廷的。

在石刻艺术室门前可以看到许多雕有不同造型的石柱，这是明清时立在宅院门前供主人和来客拴马用的拴马桩。这些拴马桩是1988年从渭北高原征集来的，它可以使我们欣赏到纯真、质朴的民间雕刻工艺。

介绍到这里，您的碑林之行即将结束了，希望这次游历，能增进您对中国古老文化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此同时，能使您真切为我们的民族感到自豪和荣耀。